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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元五年（前136年），武帝置五经博士，罢传记百家语诸家之学。由此，战国以来的博士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：一，博士只掌管学术事业，一般不再参议朝政；二，其他学术均被排斥出去，只有儒家的经学立为官学，取得独尊地位；三，改变各博士需兼通诸经或诸家学术的做法，每经设博士，由专人传习，或某经的某家学说皆可立博士，专守其学。顾颉刚先生评论：“从此以后，博士始专向儒家和经学方面走去，把始皇时的博士之业‘《诗》、《书》’和‘百家之言’分开了。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，使得此后博士的执掌不为‘通古今’而为‘作经师’。换句话说，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。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。二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。”[7]此言很有见地。
博士收有弟子，大概初始即然，叔孙通便有弟子百余人。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，博士弟子数量随之减少。根据公孙弘的建议，博士弟子定员为50人，由太常从18岁以上仪表行为端正的人中选拔，每年考试一次，通一经者，可补文学掌故之缺，成绩特别好的，可以选做郎中。看来经师虽专守一经，弟子却要兼习诸经，并没有某弟子专从某师习某经的规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