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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可知论
庄子从人的认识能力、认识对象等角度出发论证了事物的相对性，从而推导出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。郭象则以他的玄冥独化说为依据，提出了不可知论。万物自己无因而生、无因而灭，变化发展都是块然自生，没有必然规律可遵循；事物之间没有内在的因果联系，各自独立存在，没有本质差异。这样的世界自然无从认识，也没有必要去认识。如果坚持去判断是非，就会陷入片面的认识之中。因此，庄子的不可知论，还只是以不认真的无所谓态度来对待事物之间的差别，并没有从本体论上取消这些差别。而郭象的不可知论是从根本上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别，以取消认识作为认识，比庄子走得更远。
（五）名教即自然
从王弼、何晏到阮籍、嵇康，尽管他们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有所不同，但都认为名教与自然是一对矛盾。注重名教，便会限制人的自由发展；完全放任，不受名教限制，又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。而郭象则提出了名教即自然。他认为，政治上的圣人虽然过着世俗的生活，但可以有十分清高的精神世界，也就是说，虽然身在庙堂之上，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，这样的圣人与神人并无两样。显然，郭象是用他的自足其性论在解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。据此，郭象认为，名教与自然并不是两件事，而只是一体的两个方面，所以圣人常游外以弘内，无心以顺有。按照名教的原则去生活，自足其性，也就是符合自然的。至此，郭象就调和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。从正始玄学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，到竹林玄学嵇康力倡越名教而任自然，再到西晋玄学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，此后，关于名教与自然之争便告一段落，儒、玄双修渐成主流。东晋时期，王导、庾亮、谢安等人，既高居庙堂之上，操持政务，又是名士领袖，手执麈尾，谈玄说理，神人即圣人得到了现实的证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