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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在《庄子·齐物论》的“吾丧我”之说中，以上含义得到了更具体的阐释。“吾丧我”中的“我”更多地与礼乐文明的活动及其影响与制约联系在一起，“丧我”也相应地意味着消解文明化或人化之“我”。可以看到，庄子所要“丧”、要消解的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我”，而是礼乐文明中的“我”。与此相联系，在“丧”或“忘”的过程中，完成“丧”或“忘”的主体始终不会失去。也就是说，“吾丧我”中的这个“吾”总是存在着的。这个作为遗忘主体的“吾”，就是庄子所理解的真正“自我”，用海德格尔的表述来说，也就是本真的“我”。与“丧我”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自我一样，“无己”也不能等同于消解自我。
要而言之，庄子事实上对“我”做了区分：其一为他所追求的真实之“我”，其二为他所否定的、打上了礼乐文明印记的“我”，后者具有被限定的性质。所谓“无己”，也就是以真实的“我”超越被限定的、取得礼乐文明形态的“我”。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其整体上的思维趋向，即对礼乐文明的疏远乃至否定。对庄子而言，对逍遥的限定，都是与礼乐文明联系在一起的，而摆脱礼乐文明的制约，达到超越外在束缚的真实之“我”，则意味着与自然合一。由此可以进一步注意到，庄子所说的自然，包括两个方面：其一与自我的存在形态相联系；其二则涉及外部对象。前者以人的天性为内容，所谓天性，亦即未经文明改造的本然之性；后者则是尚未人化的本然世界，包括其中内含的自然法则。与之相应，从个体来说，合乎自然就是合乎自身的内在天性，避免以人为的外在规范对其天性加以扭曲；个性和天性在庄子那里是统一的，礼义规范在庄子看来都有可能戕害、扭曲天性。从人与外部对象世界的关系来说，合自然则意味着一切行为都要顺乎自然的法则。